【封面】百年法治的演进逻辑

信息来源:南网知行  发布时间2021-03-08

  中国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讲求“仁治”“德治”“礼治”。儒家思想与文化根深蒂固,影响深远。至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西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强烈对撞。为求存图强,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寻救国救民之道,中国由此开启向现代文明形态的艰难转变。

  法治,是现代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清末修律始,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已走过了一百多年。清末民初,人们追求宪政体制下的司法独立,而军阀割据的乱局,使得宪政法治流于形式。国民政府时期,党国体制与司法党化的理论逐渐成型,长期的司法党化最后只沦为国民党的专政工具。这一路对西方法治的学习,从最初的排斥到迷信,最后回到不信任,其过程甚为跌宕。

  新中国成立后,晚清以来以西方为参照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寿终正寝。新中国开始对原苏联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进行大规模移植,探索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可惜的是,1957年之后开始的系列运动,打断了法制建设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破坏殆尽。

  1978年,伴随着思想解放大潮,自由主义法治理念应运而生。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举起了民主法制的旗帜,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局面。法治思想在此时开始生根发芽,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得以构建完成。2006年,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正式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开始跨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了内涵丰富、科学系统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清末民初的司法独立

  晚晴时期的中国对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大都不愿过问,因为他们不喜欢与“怪异”的西方人打交道,这等于主动放弃了境内法权。英国于1843年通过《五口通商章程》最早在中国获得领事裁判权。此后,共计有19个国家在中国取得了这一司法特权。

  在当时的官员们看来,把麻烦事交给西方人自己处理并没什么不好。直到清末,受尽欺负的国人越发觉得屈辱,于是收回领事裁判权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而要收回领事裁判权,就要改革传统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这是清末修律的直接动因。

  1901年,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决定放弃祖宗之法,推行新政。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为修律大臣,开启了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修律,为的是和列强的法律制度接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移植。就当时而言,可学的无非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卷帙浩繁,对于恨不能在一夜之间打造一套全新法律体系的国人来说,短期内掌握它并不现实。于是,全面学习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日本,成了清廷的最好选择。一来中日历史、文化较为接近,历史上也同属中华法系,再就是日本迅速崛起的示范效应,让国人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近十年间,在沈家本及其同仁的努力下,中国的法律制度焕然一新,一套以司法独立为主旨的西方司法改革在中国逐步展开。只是修律之外,清廷宣布的预备立宪却进展缓慢,毕竟当权者并不真的打算从权力系统中退出。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时隔不久,辛亥革命的枪炮声已经响起。

  1914—1915年,北洋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强调司法不能政党化,这与北洋政府的宪政和三权分立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在经历了两次复辟闹剧后,北洋政府时期实际已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走马灯似的不停更换的内阁、曹锟贿选的丑闻……北洋政局的乱象使得人们逐渐对宪政法治失去信任,重军权轻法权的时代,司法独立也只能停留于表面。这种情况下,以革命代替宪政的声音开始高涨起来。

  当然,这一时期的宪政法治也并未完全丧失功能,司法部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运行,军阀还得打着支持宪政法治的旗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有赖于现代教育下法治理念的推行。清末新政无疑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转型有着积极的影响,清廷于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积极号召办学,同时鼓励留学,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因为以日本为师,清末民初仅在日本学法政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四五千人之多,所谓“学科学去西洋、学法政去东洋”。这为当时的转型培养了大批法政人才。

  张耀曾就是在这一时期于日本完成了法学学业,于1916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他以极其务实的态度推动着司法的现代化转型。他认为欲收回领事裁判权不能仅靠民意,必须以真正的司法改良为先。于是他轻车简从,于战乱的年代走遍了十数个省,专项考察新式司法制度,写成了《司法考察记》,直陈问题,并向当局提出建议。即便此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因时局动荡而搁置,但包括张耀曾在内的一代法律人对司法独立与国家富强的追求,已成为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脚。

  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党化

  经过清末以来的学习和现代教育的普及,西方宪政和司法独立理论已逐渐深入人心。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社会各方面力量都在努力推动着宪政和司法独立的实现。可惜的是,在军阀混战、政治纷乱的局面下,民主共和只是徒有其名,通过法治改良社会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国人开始陷入苦恼,并逐渐对宪政法治产生怀疑,革命呼声再度高涨。

  这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苦恼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范本。来自苏俄的“以党治国”理论开始萌芽,它也宣告了“宪政法治”理论的衰退,“司法党化”在这一前提下开始出现。1926年,徐谦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兼大理院院长,着手司法改革,他所倡导的“司法党化”对中国近现代司法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早年的徐谦曾力主司法独立。他于清末修律的第二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主修的是政治与法律而不再是儒家典籍,此后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他,考察过欧美各国的司法制度,他早期对中国司法改革提出的建议中,最核心的就是审判机关独立。1912年,徐谦在加入国民党后观点逐渐改变,尤其在访问苏俄之后,对其制度极其欣赏,并决意仿效。

  徐谦认为司法是政治的一部分,必须党化与革命化,他在《司法改革说明书》中说,“顾现在司法制度,为非党的与不革命的,而现在在职之司法官,尤多为反革命的,在此等现状下,欲求司法之改良,直不可能,果具改良决心,要非根本改良不可。而根本改造,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的司法不可。”他的观点被当时的许多人反对,但也有赞成者认为,司法党化有利于动员民众参与革命斗争。

  司法党化的推行无疑改变了清末以来中国司法的走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宠惠开始主持司法工作。这位民国期间的法学名家,本想以一生所学报效国家,不想却多次卷入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他早年致力于宪政法治,又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多方奔走,却在出任南京政府司法部长后,因推进司法党化而遭后世诟病。也有学者认为,相比于徐谦和继任者居正,王宠惠对司法党化实际是一种赞成却并不积极的态度。

  将司法党化运动推向新高度的是后来主持司法工作的居正,他于1934年发表《司法党化问题》的长文,从理论上对司法党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并完善了其主张。作为最早的倡导者,徐谦的重点是主张司法党人化,即由国民党党员垄断司法机关岗位,而居正的重点是强调司法党义化,即除了司法人员一律党化外,还应包括“适用法律之际必须注意于党义之运用。”

  于当时而言,司法党化的推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与政治、社会的断裂,但随着推进速度的加快,其弊端逐渐显露。在司法党化口号下,当局遴选法官时更加看重政治立场而非专业素质,到国民党后期,司法党化则已演化成国民党内部CC系排除异己的工具。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

  1949年2月,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对外发布了被称为“二月指示”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

  这一指示明确指出国民党法律的阶级本质,并号召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始于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则根据这一指示进一步整顿了司法机关,划清了与新旧法律和新旧司法作风的界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意味着中国司法迈出了新的一步,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否定一切法律文化的思想倾向及消极负面影响在此后的日子里慢慢呈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对原苏联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法学教育体制进行过大规模移植,这一点已是学界定论。1954年,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我国正规的法制建设开始起步,并在立法、司法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没过多久,1957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断了法制建设的进程。

  1978年,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法制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法制建设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次通过了七部法律,开共和国立法史之先河。此后,通过大规模立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法学界开始形成一股强大的法治文化思潮,有学者称其为自由主义法治理念,它的思想渊源主要是欧美的自由主义,它随着思想解放大潮而出现,被看作是面对过去近30年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的强烈反弹。如果把20世纪初期以国家富强为核心价值的国家主义法治理念归为法治文化第一波,那么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法治理念实为法治文化第二波。第二波法治文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为背景,它主张个人权益、契约精神和公平竞争。

  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提出新的要求。1997年,在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变,它也意味着我国开始由“法制”转向“法治”。

  2006年,在第二波法治文化激荡了20多年之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正式推出,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被视作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是超越于国家主义法治理念与自由主义法治理念的法治文化形态,其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

  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予以推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时代。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会议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指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治保障在内的整个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一体的法治中国。

  在这些概念中,“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最先由党的十五大提出,“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则由2004年国务院制定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提出。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理论于2014年被写入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这是“法治社会”的提出。

  至此,党的法治理论就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法治目标概念,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建设法治中国”。2014年,“法治中国”被写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清晰阐述:“法治中国”是定位于中国的综合性概念,它包含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是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结合体。

  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告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时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做了全面的深化,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新任务,明确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基本建成。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于2018年组建了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法治中国建设开始迈入系统协同推进新阶段。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会议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高亮